18幅齐白石的画，他三万元就卖了

Original 徐尔新青衣仙子 2021-12-25

左起：罗隆基、沈钧儒、张澜、左舜生、史良、章伯钧

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历史，像罗隆基、张国焘这些人，原来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。两人因带头闹事，都被警方抓过，不过当时的军阀都还宽容，学生一抗议，很快又把两人放了。

那时候的学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。动不动就驱逐校长。张煜全、金邦正、罗忠诒都是被赶跑的清华校长，张、金二位，好歹还进了校门，在校领导位置坐了几天，罗忠诒则尚未到任，便遭拒之门外，掉头而返。短短数年，三易校长，让今天的同学不可思议，想都别想。

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，闻一多负责写宣言、贴标语，罗隆基则充分展示领袖才能，演讲、开会，一概由他包了。正所谓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是真把自己当做龙了。

据说他出生那天，产床的蚊帐后面出现了一条大蛇，吐着信子，盘曲在床后不走。有晓事的老人恭维说：“蛇者，龙也。此时龙仔出现，乃吉祥之兆也，这孩子来日必有将相之份。”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了“龙仔”，江西安福方言，“龙仔”的读音叫“龙叽”。到了5岁，小龙叽要读书时，需要取个学名，罗父冥思苦想之际，突然灵感一动，这“龙叽”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，于是“罗龙叽”便改成了“罗隆基”。

罗隆基从此自视不凡。

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。罗很生气地说：“我的文章怎会不通，我父亲是举人。”潘马上回答：“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，我父亲是翰林！”

1921年，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学习，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。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家拉斯基的敬慕，又赴英求学，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，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。

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，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教授政治学和近代史。他对英美的“民主政治”和“议会制度”非常欣赏，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，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《新月》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，指责其“党员治国，党员先用，非党员先裁”。骂得太难听了，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只好派人来“请”他过去喝茶，“坐了六个小时”。回来后，他立即在《新月》杂志上将他“被捕六个小时”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，再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反蒋言论，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。

骂到受不了了，当局便以“言论反动”的罪名逮捕了他。胡适闻讯，找到上海市市长张群和公安局长，又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宋子文，使罗当日即获释放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罗隆基在《沈阳事变》等一系列《益世报》社评中，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进行猛烈抨击，《益世报》因此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。

前被捕，后停刊，这两项经历在罗隆基一生中刻下很深痕迹，让他不能释怀，从此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，没有丝毫好感，转而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。而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，譬如共产党，就有了一种身处同一战线的情感。

罗隆基好谈政治，在南开大学主讲《民法论》时，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。张对罗说：“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，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，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。”罗隆基说：“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，当局会找你的麻烦？”张伯苓坦然说：“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，学生才能受益。罗先生不必过虑，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，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。”

1940年代初，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、骂领袖、骂国民党，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职务，罗隆基因此闭了几天嘴巴。后来，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，他又开口大骂。

当时，罗隆基是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人物。1946年国民会议召开前夕，蒋介石对章伯钧、罗隆基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：除了国防部长、外交部长，要当什么部长都行。章伯钧的回答是：“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、外交部长，我也不干！”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，酒酣耳热。他放出来的话是：“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，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，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！”

当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一方面，罗隆基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，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，对他却颇为欣赏。

罗隆基经常骂人，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，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。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，罗隆基与张君劢，以代表国社党出任参政员。他舌锋锐利，辩才一流，在参议会非常活跃，为有名的四辩士之一。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，甚至与党魁张君劢意见抵触。待后来国社党改组成立民社党，与国民党共同制定民国宪法，罗隆基便与民社党分道扬镳，受到周恩来的热情赞赏。

那几年，是罗隆基与中共的蜜月期。为争民主自由，他敢于挺身而出，无所顾忌。在为闻一多、李公朴举行的公祭大会上，面对四周的特务，他对着话筒吼道：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，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起来！

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，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：“晓庄的晓字，就是天亮了的意思……陶先生真的死了吗？不！陶先生死不了，埋不了，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，而陶先生的论语，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。陶先生埋葬的地方，就是天亮的地方。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，把中国变成晓庄，变成天亮的地方！”

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，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，也指出国民党的“党治”和某党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，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。当年的环境，对于言论，是有一定容忍度的，像罗隆基这样的留美哲学博士，回国后就在大学任教，在清华、光华、南开、西南联大都有开课，一心要把在美国学到的民主宪政，灌输给年轻的学子。幸好那时没有告密的，否则早被开除好几回了。

几十年后，开展整风运动，邀请民主党派帮助整风，统战部举行座谈会，邀请罗隆基参加。他在会上应邀发言，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，对过去的三反、五反、肃反进行检查，看看有无失误和偏差。十余天后，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飞赴锡兰访问。等到他回到国内，报纸上已经在刊载批判他的文章了。

后来，形势愈加严峻，直至升格为“章罗联盟”，被定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。

开始，他还铁骨铮铮，拒不认罪。民盟就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专场，从盛夏斗到寒冬，直斗到他心力交瘁、气血两空，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，按上面确定的结论，对号入座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

原本，章罗联盟并不存在，在民盟内部，谁都知道二人形同水火。对此，罗隆基气愤难平，跑到章伯钧家大声责骂，并以手杖击地，折成三段，拂袖而去。只是后来，两人都划成右派，才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章伯钧因为认罪在先，罗隆基投降在后，两人的处理便有很大区别。有次去民盟开会，散会时，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一侧，看着章伯钧乘坐老别克车离开，自己只能步行回家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第二天一早便打电话给章伯钧，也不问候，劈头就说：“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，还是得了些好处呀！”

所谓好处，具体的区别是，章伯钧是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，罗隆基是从四级降到九级。人降到九级，专车就没有了。非但如此，章伯钧的行政七级，还配有秘书、司机、厨师、警卫，罗隆基就只剩下孤身一人了。

有次罗隆基主动打电话给章伯钧，想要过来做客。人方坐定，女主人就把擦手的小毛巾、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，摆到了罗隆基跟前。茶香弥漫，罗隆基环顾客厅，感慨说：“到了你们这里，觉得是在家。自己的家，倒像个客栈了。”

罗隆基如此感伤，是有原因的。反右斗争中，罗隆基遭受批斗，与他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。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《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》，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。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，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，表情伤感，语气也伤感：“你们可知道，浦熙修为了自己生，不惜要我死呀！把床笫之语，也当做政治言论，拿到大会上去揭发，是条条致命呀！”

但浦熙修因勇于揭发，刀刀见血，后来虽仍然被划为右派，却保住了全国××委员的身份。

过了几年，有消息说要给右派分子摘帽，让罗隆基和章伯钧都兴奋了一阵子。后来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。

1962年，再次强调阶级斗争，形势再次变得不妙。一日，主管政法的彭真把章罗叫到统战部小会议室，既不握手，又不问候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，但党中央、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、仁至义尽的。”

突如其来的一番话，让两个右派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彭真继而又说：“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，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，可申请出国。除了台湾，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。如果没有钱，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。在国外想住多久，就住多久。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，我们仍然欢迎。现在，就看你们的态度了。”

后来冯亦代到章伯钧家过周末，闲聊中说到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，最近在边境被捕，审讯时交代说，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，他是先行探路的。但这四人究竟是谁，他不清楚。

章伯钧这才猛然惊醒，刘王立明是罗隆基的相好，两人加上章伯钧夫妇，不刚好四个人吗？难怪彭真要找他和罗隆基谈话了。

罗隆基当时的回答是：“有机会我是想出去，不过，现在不想走，我还要看看。”

章伯钧比罗隆基老道，知道话中有话，表态说：“请转告毛主席，章伯钧生为中国人，死为中国鬼。”

章伯钧后来对家人说：这个罗隆基真是傻气十足。

傻气十足的罗隆基后来死得很突然。还好，他是在文革前的1965年死的。据说，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，晚上又请别人吃饭，夜里心脏病突然发作，想叫人来救助，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，只差半尺的距离，就断了气。他死去的时候，头上还戴着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没有举行追悼会。

罗隆基无妻无后，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：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；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；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；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；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。两人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，独独甩下骨灰，走了。